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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炮起家的故事

蒋介石[jiǎngjièshí]以黄埔军校【huángpǔjūnxiào】起家,黄埔系自然就是他的嫡系,而在众多的黄埔师生中,最受信任的无疑就是陈诚了。

陈诚,字辞修,1898年出生于浙江丽水青田。1919年,考入保定军校(bǎodìngjūnxiào)第八期[dìbāqī]炮科。不久直皖战争爆发,保定军校停办。他只好南下广州,在新建粤军第1师任职,并于1920年加入国民党【guómíndǎng】。不久,保定军校复课,仍回校继续学业。1922年从保定军官学校【jūnguānxuéxiào】毕业后,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。但他于1923年3月就离开浙江第2师,再度南下广东参加革命,在邓演达(dèngyǎndá)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、连长。

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,他又跟随时任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来到黄埔军校,任教育副官。第二年(dìèrnián),黄埔军校开设炮兵科,因为陈诚是保定军校炮科出身,所以担任炮兵科教官,兼炮兵队区队长。所以陈诚到黄埔军校任教官,完全是跟随保定军校的学长邓演达,而不是浙江同乡蒋介石的关系,这时他和蒋介石最多只是在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大本营【dàběnyíng】里有过一面之交【yīmiànzhījiāo】,并无太深【wútàishēn】的交情。_民国时期国民党实权人物排名WWW。DYZKY.nET

黄埔时期的陈诚

而关于陈诚在黄埔,就有挑灯夜读《三民主义【sānmínzhǔyì】》被查夜的蒋介石发现,询问之下对答如流(duìdárúliú),从此入了蒋介石的法眼的说法,其实这完全是杜撰的野史故事, 陈诚真正被蒋介石所赏识受靠的战场上的出色表现。

“党军”成立后陈诚担任炮兵第1营第1连连长,在1925年2月的棉湖之役中,陈炯明(chénjiǒngmíng)叛军兵力强大攻势猛烈,蒋介石亲自到炮兵阵地[pàobīngzhèndì],督促炮兵开火压制叛军,陈诚亲自操炮,连开三炮全部命中叛军冲锋队形,一下打掉了叛军的嚣张气焰(xiāozhāngqìyàn),也正是这一战让原来默默无闻【mòmòwúwén】的陈诚开始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,所以也被人戏称为“三炮起家”。

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陈诚正是靠三炮起家

不久陈诚升任“党军”炮兵第2营营长,1926年5月任黄埔军校第四期(dìsìqī)炮兵科大队长[dàduìcháng]。北伐开始后,先后任总司令[zǒngsīlìng]部[sīlìngbù][zǒngsīlìngbù]中校参谋、第1补充师第3团(后改称63团)上校团长,在龙游、桐庐战役中立下大功,因此升任第21师副师长。1927年4月,21师师长【shīshīcháng】严重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辞职,在严重的推荐下,陈诚接任师长。

1927年因为蒋介石四一二【sìyīèr】清党,导致宁汉分流,一直提携陈诚的邓演达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,和蒋介石彻底决裂。但陈诚在蒋介石和邓演达的冲突中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,所以逐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栽培。

1927年9月,蒋介石第一次【dìyīcì】下野,由于陈诚被看作是蒋介石的人,所以也受到牵连【shòudàoqiānlián】。尽管他指挥的21师在龙潭战役中表现出色【biǎoxiànchūsè】,但仍被何应钦[héyìngqīn]以他坐轿上前线有失体统【yǒushītǐtǒng】为名免去了师长职务,这也让陈诚和何应钦就此结下了梁子。失去军权后,陈诚只能担任军事委员会[wěiyuánhuì]军政厅副厅长【fùtīngcháng】、厅长和军事教育处处长(chùchùcháng)等闲职。

1928年4月蒋介石复出,陈诚也就跟着咸鱼翻身[xiányúfānshēn],立即升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兼任第1集团军【jítuánjūn】炮兵司令。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,大肆扩充实力,共辖3个警卫团[jǐngwèituán],节制2个炮兵团【pàobīngtuán】,指挥2个宪兵团,其实力甚至超过1个师。不久国民党军进行整编,警卫司令部被裁撤,以原警卫司令部所属的2个警卫团与第17军曹万顺所部的4个团合编为第11师,曹万顺为师长,陈诚为副师长。但该师的实权是掌握在陈诚手上。

赫赫有名(hèhèyǒumíng)的“土木系[tǔmùxì]”

l929年3月,陈诚指挥11师参加讨桂战役。同年夏天,曹万顺因处事失当,引起11师黄埔系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(qiánglièbùmǎn),被迫离开11师,陈诚顺理成章【shùnlǐchéngzhāng】地接任11师师长。随后陈诚大量招揽黄埔学生,在11师中锐意改革【ruìyìgǎigé】,推行“人事公开、经济公开、意见公开”的“三大公开”的整军策略,使11师面貌焕然一新(huànrányīxīn),战斗力[zhàndǒulì]迅速提升。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,陈诚率(chénchénglǜ)第11师,首战马牧集【mǎmùjí】,再战曲阜,三战济南,战功卓著【zhàngōngzhuōzhù】。

蒋介石高度评价[gāodùpíngjià]11师在中原大战中的战绩:“马牧集开战守之(zhànshǒuzhī)端,曲阜挽垂危之局,郑州结胜利之果。”陈诚也被誉为(bèiyùwèi)“勇敢神速,出奇制胜[chūqízhìshèng],力挫顽逆,居功甚伟”。1930年1月,11师借中原大战胜利的机会,大量收编杂牌部队,迅速扩充为5个旅又5个团,实力几乎相当于(xiāngdāngyú)1个军。

陈诚起家部队就是11师

1930年8月,陈诚晋升为(jìnshēngwèi)18军军长兼11师师长,在陈诚的苦心经营[kǔxīnjīngyíng]下,18军发展迅速,下辖第11师、14师及直属攻城旅,总兵力[zǒngbīnglì]达4万余人。他也将在11师的那套带兵方法推广到18军,使18军很快就成了中央系中首屈一指[shǒuqūyīzhǐ]的王牌部队。而此时日后和18军并称五大主力的另外四支王牌部队都还没(dūhuánméi)成立呢。因为陈诚从11师和18军起家,所以人们便将陈诚派系叫作“土木系”——十一为土,十八为木,11师和18军也就成为陈诚系【chénchéngxì】统部队的基础,18军巅峰时期下辖多达8个师,到抗战时期[kàngzhànshíqī],“土木系”的实力更是扩展到7个军:18军、54军、75军、79军、87军、94军和99军,而从18军中更是总共走出了5位一级上将(含追晋一位)、4位二级上将(含追晋一位)、4位参谋总长[cānmóuzǒngcháng]、2位海军总司令、1位空军总司令、1位勤联(wèiqínlián)总司令,成为中央系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分支,被称之为【chēngzhīwèi】“王中王(wángzhōngwáng)”。

1932年,陈诚和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谭祥结婚。谭延闿因为曾说服宋子文【sòngzǐwén】同意蒋介石和宋美龄【sòngměilíng】的婚事,和宋家关系密切[guānxìmìqiē],谭祥又是宋美龄的干女儿【gānnǚér】,蒋介石受谭延闿的委托要替谭祥找个好人家(hǎorénjiā),这才把陈诚介绍给谭祥。当陈诚和谭祥结婚时,蒋介石和宋美龄还是证婚人[zhènghūnrén]。如此一来【rúcǐyīlái】,陈诚和蒋介石关系就更进了一层,浙江同乡,黄埔教官,干女婿,三重信任在身,想不红都难。

陈诚和谭祥的结婚照[jiéhūnzhào]

1932年底,陈诚出任中路军总指挥(zǒngzhǐhuī),指挥对中央苏区【zhōngyāngsūqū】的第四次[dìsìcì]“围剿”,但是陈诚指挥的52师和59师接连被歼,接着陈诚的起脚部队11师也遭到重创,陈诚得悉这一消息,几乎昏厥倒地。一个月(yīgèyuè)内三个主力师接连战败,这在陈诚一生中,都是很少有的失败。但蒋介石并未因此失去对陈诚的信任。wWW.dYZKY.nET|民国时期国民党实权人物排名

1933年7月,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(lùjūnjūnguān)训练团(xùnliàntuán),调集各地陆军少校以上军官分批到庐山进行整训,蒋介石兼任训练团团长,陈诚任(chénchéngrèn)副团长【fùtuáncháng】。10月,任赣粤闽湘鄂“剿匪”军北路军【běilùjūn】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(dìsānlù)军总指挥,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[dìwǔcì]“围剿”。1934年3月,陈诚指挥北路国民党军经过激战,攻占赣南重镇广昌。广昌失守,中央苏区腹地门户大开,反“围剿”局面急剧恶化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[zhōngyānghóngjūn]长征以后,陈诚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,负责指挥“清剿”浙赣两省红军游击队(yóujíduì)。1935年4月,国民党军统一军衔,陈诚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,虽然在黄埔教官中并不是最高的军衔,但就年龄和资历来看,陈诚在教官中也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小字辈(xiǎozìbèi),在此年龄已经深得蒋介石信任,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[bùkěxiànliàng]。

1936年3月,陈诚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,率中央军(zhōngyāngjūn)进入山西,和山西军阀阎锡山[yánxíshān]一起,阻截红军东渡黄河。红军被迫退回陕甘后,陈诚又转任晋绥陕宁四省【shǎnníngsìshěng】边区“剿匪”总指挥,受阎锡山节制,指挥各部人马继续“围剿”红军。这期间,阎锡山对陈诚的指挥才干很是欣赏,曾向蒋介石想要调陈诚到山西任职,结果蒋介石回复阎锡山:“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。”可见此时陈诚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相当之高了。

陈诚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

1936年6月,两广军阀陈济棠[chénjìtáng]、李宗仁【lǐzōngrén】反蒋,陈诚出任第三路总司令,率部南下,对付两广。9月,晋升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,任中央军校广州分校主任兼广州行营参谋长(cānmóucháng)。两广事变平息后,于11月调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。12月,任军政【rènjūnzhèng】部常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。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【zhāngxuéliáng】和杨虎城【yánghǔchéng】“围剿”红军。西安事变(xīānshìbiàn)爆发,陈诚也被张学良扣留,他对张学良说:“如果蒋公遇害,请早一点送我上路”,表现出了对蒋介石的忠诚,这点和何应钦的表现相比,简直就是天壤之别(tiānrǎngzhībié)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【hépíngjiějué】后,陈诚随即升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。

1937年7月,蒋介石又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,仍自兼团长,陈诚为教育长【jiàoyùcháng】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陈诚调任第十五【dìshíwǔ】集团军总司令、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,负责全面指挥淞沪会战。12月,任第七战区副司令【fùsīlìng】长官。1938年1月,任武汉卫戍总司令。2月,军事委员会政治部[zhèngzhìbù]成立,陈诚又兼任部长。随着战事逐渐向武汉发展,6月,又转任负责湖北前线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,并兼任湖北省(húběishěng)政府(húběishěngzhèngfǔ)主席。7月,三民主义青年团【qīngniántuán】成立,蒋介石兼任团长,陈诚兼任书记长【shūjìcháng】,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【rìchángshìwù】。这时陈诚的权力已经不仅限在军界,还发展到党、政、团系统,身兼党、政、军、团的多项要职,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,也成了黄埔系中红得发紫(hóngdéfāzǐ)的人物,风头不仅盖过了顾祝同[gùzhùtóng]刘峙,而且直逼何应钦。

真正的实权人物

全面抗战爆发,陈诚先是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,参与指挥了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淞沪会战。南京政府【nánjīngzhèngfǔ】迁至武汉,陈诚又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、武汉卫戍司令【wèishùsīlìng】兼湖北省主席,指挥了武汉会战。尽管上海、武汉最终都没能守住,但是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,给予日军以一定打击,是抗战初期很好贯彻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胜利,陈诚在战役指挥上自然功不可没[gōngbùkěméi]。

1938年10月,武汉失守后,国民党政府以鄂南、湖南、江西赣江以西成立第九战区,陈诚兼任司令长官。1940年8月,重新成立第六战区,陈诚又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,负责指挥湖北地区的作战。1943年2月,中国决定派出远征军[yuǎnzhēngjūn]赴缅甸作战,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。5月,日军进攻鄂西,陈诚又被从云南紧急调回湖北,指挥第六战区部队对日作战,取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,史称鄂西大捷。此战结束后,陈诚又马不停蹄【mǎbùtíngtí】赶回云南,继续指挥远征军。1944年5月,为策应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,陈诚指挥远征军西渡怒江,反攻滇西。7月,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【jiānjìchá】战区总司令,执掌国民党在豫、陕、冀、察、鲁及苏北的党政军[dǎngzhèngjūn]一切事宜,所统辖的部队达到9个集团军23个军。12月,接替何应钦出任中枢权责最重的军政部部长。

陈诚因为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,而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(fēngmiànrénwù)

1946年6月,军事委员会改组,陈诚出任最有实权的参谋总长,同时兼任海军总司令。国共内战爆发后,积极追随蒋介石,作为参谋总长负责整个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,但由于在解放战争(jiěfàngzhànzhēng)的第一年[dìyīnián],国民党军屡遭败绩,蒋介石便于1947年8月将他派到东北,任东北行辕主任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【zhǔrènwěiyuán】,从负责全局指挥降为东北一个局部战场的指挥。到东北后,却被自己的学生林彪打得一败涂地(yībàitúdì),只好以生病为由离开东北。1948年5月,被撤销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营主任本兼各职。此后,便在上海“养病”。也因为这段在解放战争中的失利经历,被人称为“常败将军”,但纵观陈诚的军事指挥生涯,在北伐、军阀混战和抗战中,都是战绩不俗,他一手带出的18军也是中央系中老牌的王牌主力,军事指挥才能还是不低的,所以“常败将军”的评价多少有失公允(yǒushīgōngyǔn)。

1948年10月,国民党败局已定,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,重新启用陈诚,派他担任台湾省【táiwānshěng】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,为布局台湾作为国民党最后的落脚点【luòjiǎodiǎn】而预作准备。陈诚这回果然不负重望[bùfùzhòngwàng],1949年初,首先宣布入台管制。对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和部队上岸进行严格的管制,5月19日更是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身份颁布了《戒严令【jièyánlìng】》,直到1987年7月才解除《戒严令》,使台湾经历了长达三十八年[sānshíbānián]的戒严状态。通过这些高压手段(gāoyāshǒuduàn),陈诚为国民党保留了最后的退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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